以制度叙事提升海南国际传播效能

2026-09-30 · 海南日报 · 来源:海南日报

  ■ 李杉

  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被世界理解、被国际社会感知、被不同文化主体参与的重要传播命题。当前,迈入全岛封关运作新阶段,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和开放效应加速释放,国际传播的深层目标,在于尽快把中国制度型开放,转化为国际社会看得见的开放场景、可参与的发展机会、能体验的规则环境和可持续的信任关系。

  从政策说明到制度叙事

  讲清中国开放新逻辑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叠加,也不是局部开放措施的集中展示,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这意味着其国际传播不只回答“海南有什么政策”,更要回答“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也就是如何在扩大开放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如何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提供稳定预期,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要素有序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和国际规则对接等。

  这就要求海南国际传播进行叙事重心的体系化转换,从“政策有什么”转向“制度为什么”,从“海南能提供什么优惠”转向“中国开放形成了什么机制”,从“地方发展突破”的故事逻辑转向“中国式现代化开放道路的实践样本”的整体叙事。把全岛封关运作实践放到制度型开放的逻辑中展示,才能避免将海南自贸港简单理解为政策洼地,而视为世界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从制度文本到开放场景

  增强自贸港叙事的可感知性

  制度传播的最大难点,在于制度本身高度抽象。这就意味着,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不能只将政策术语翻译成外语,还需把制度优势转译为国际受众熟悉的议题、场景和经验。

  制度叙事应是对制度实施场景的叙事,场景是制度被感知的入口和媒介。这种场景可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规则场景,包括口岸通关、市场准入、监管协同等,回答“制度如何运行”;二是产业场景,包括重点园区、供应链重组、跨境电商,以及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等特色产业,回答“制度如何转化为发展动能”;三是生活场景,包括国际教育、国际医疗旅游、免税购物、外籍人才服务等,回答“制度如何走进人的日常生活”;四是文明场景,包括生态文明、海洋文化、黎苗文化,以及博鳌亚洲论坛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国际政治对话和文明交流等场景,回答“开放背后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具体来说,讲贸易便利化,不能只讲政策条款,还要讲企业如何因为通关效率提升而重组供应链;讲投资便利化,不能只讲准入清单,还要讲投资者如何在更加透明稳定的规则环境中形成长期预期;讲人员往来自由便利,不能只讲免签政策,还要讲科研人员、创业者、游客和专业服务人才如何在海南扎下根来。只有完成从政策文本到场景叙事、从制度术语到生活经验、从官方说明到多元见证的转换,国际受众才可能真正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内涵。

  从单向传播到多元共述

  提升制度叙事的可信度

  所谓“共述海南”,不是简单增加传播声量,而是重构制度叙事的主体关系。制度是否可信,往往不取决于官方如何说明,而取决于多元主体能否在真实交往中形成共识。外企外籍人士、跨境电商经营者、国际游客等,是制度体验者,可以讲“我在海南如何行动”;园区、行业协会、国际会议平台等,是制度对接者,可以讲“海南如何连接世界”;海外媒体、国际组织、外国学者、跨国企业代表等,是制度观察者,可以讲“外部如何理解海南”。

  多元主体参与的叙事方式,能够改变对外传播过度依赖宏大叙事的惯性,使海南形象更立体、更可信。尤其是在海外社交媒体语境中,微观体验往往比单向宣介更有传播穿透力。海南可围绕重点园区、国际社区、外籍人才服务、国际教育医疗、国际会议展览等场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传播属性的叙事节点,使自贸港建设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内容源头。

  多元共述的深层意义,在于增进制度叙事可信度。当制度优势得到不同主体的反复验证并获得肯定,海南自贸港叙事才能从官方说明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从地方形象传播转化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经验表达。

  从形象认知到制度信任

  拓展国际传播的深层功能

  国际传播的目标,不只是提高知名度、改善地方形象,更要在持续交往中建立信任。相比“海南有什么政策”,国际社会更关注“规则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合作是否可持续”。因此,海南国际传播不能停留在资源禀赋、发展成就和地方形象的展示层面,而要通过制度叙事,推动国际受众从“知道海南”走向“理解海南”“信任海南”。

  这种信任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规则信任,即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自贸港规则清晰、政策稳定、运行透明。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迈入全面落地实施阶段,外部主体期待准确理解“‘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等制度安排的运行逻辑。国际传播应通过清晰、持续、专业的解释,减少甚至消除外部主体对自贸港政策变化、监管边界和制度衔接的理解偏差。第二是交往信任,即让国际主体相信在海南投资、生活、交流、合作具有便利性和可预期性。第三是发展信任,即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自贸港不是短期政策洼地,而是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只有当外部主体深入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就是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重要实践,制度叙事才可能带来长期信任。

  制度信任也不单靠宣传,需要在持续交往、规则体验和多元见证中形成。一场推介活动可以带来关注,一条新闻报道可以传递信息,一个宣传片可以塑造印象,但真正稳定的信任,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累积。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不只属于传播部门的内容生产,而应与营商环境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国际人才服务、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交往网络深度结合。进一步说,制度信任的生成还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部门提供权威、稳定、连续的政策解释,企业和园区提供制度运行的真实案例,外籍人才和国际游客提供生活化、体验化的个体见证,高校、智库、行业协会和国际会议平台提供专业化、公共化的解释框架。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讲述海南故事,能够使自贸港制度叙事摆脱单一的自我说明,形成更具说服力的共同见证。只有当制度优势在多元主体的真实经验中被不断确认,海南自贸港才能从“被看见的开放平台”转化为“被信任的制度环境”。

  因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深层功能,是在国际社会中持续建构对中国制度型开放的信任关系。一个高效透明、开放包容、稳定可预期的自贸港,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样本。当海南自贸港能够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规则体验,把开放承诺转化为合作关系,把地方实践转化为国际共识,它就不仅是在传播海南形象,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实践逻辑和治理能力。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