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何以可能

　　■ 孟含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作出系统部署。顶层设计已经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正从局部政策驱动走向系统制度建构。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新高地，海南自贸港依托省部共建机制，在教育领域率先探索制度型开放，在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上取得明显成效。

　　先行探索的贡献与局限

　　东部沿海省份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深耕中外合作办学多年，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一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全面引入国际名校的优质资源，在课程体系、质量控制和人才培养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顶尖高校与国际名校深度携手，在数据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产出了重要成果。总体来看，这些地区合作办学规模可观、成效显著。

　　这一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头部高校+世界名校”的强强联合，“单体合作+独立运营”的组织形态，以及“政策引导+项目推动”的运行机制。从实施效果看，它在引进一流教育资源、提升办学层次上发挥了先导作用。但随着实践深入，三重局限逐渐显现。一是资源整合受限。单体项目独立运转，优质资源多在校内循环，跨校流动缺少制度通道，学分互认等共享举措落地有限，集聚效应难以形成。二是制度支撑偏弱。合作办学高度依赖阶段性政策文件，法治刚性不足，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尚未夯实。三是推广门槛较高。这一模式深度依赖地方财力、本土高校基础和对开放环境的承载能力，其他地区推广存在困难。

　　可以说，早期探索有效回应了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怎么引进来”的问题。但教育强国建设对资源整合和办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资源孤岛、制度软约束和推广门槛这三重瓶颈，呼唤中外合作办学从单体引进走向集群发展，从政策激励转向制度保障。这正是海南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逻辑起点。

　　立法先行，筑牢制度根基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是部省共建的重点园区，也是海南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重点园区。短短数年，试验区已吸引30所中外名校签约，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近万名师生在此求学问道。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制度创新释放的引力。海南的探索并非简单复制既有经验，而是在立法、治理和运行三个维度实现了制度性重构。其中，立法先行构成了整个制度链条的起点。

　　从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境外高水平大学来琼设立理工农医类学校提供法律依据，到2023年部省联合印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再到2024年1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条例》正式施行，海南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立法保障“三级跳”。试验区条例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法定机构＋平台公司”的组织架构，将“大共享＋小学院”办学模式和“五互一共”人才培养机制纳入法治轨道，为先行先试提供了“硬支撑”。立法先行，给改革创新带来了稳定预期。海南以“一园一法”把制度创新从软性倡导转化为刚性约束，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可预期的制度基础。

　　立法框架确立后，治理创新便有了坚实依托。园区管理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形成跨部门协同格局，破解了传统合作办学中“管办不分、多头管理”的积弊，实现了从行政驱动到专业驱动的转身。同时，国际联合学院承担协同创新职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市场化运营，“一体两翼”的组织架构经立法固化，形成了企业化管理、专业化运行、市场化保障的新体制。以专业治理替代行政管理，资源配置的效率明显提升，为制度型开放落地提供重要组织支撑。

　　制度去壁垒，推动要素融合

　　在法治与治理的双重保障之下，教育要素的深度融合成为制度型开放的核心环节。试验区依托条例保障，推行“大共享＋小学院”模式：各高校保留独立教学科研空间，图书馆、体育场馆、公共教学楼等核心资源全域共享，打破了传统的物理围墙，营造出开放互动的跨文化生态。

　　深层次的突破发生在制度层面。试验区在全国率先构建“中外互鉴、学科互融、文理互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人才培养机制，专门设立共享课程教学管理委员会，建立统一平台与标准流程，实现了跨校选课、学分互认和学业成绩体系的无缝对接。从物理空间去围墙到制度体系去壁垒，海南用刚性规则把资源要素共享落到了实处。这说明，将共享理念制度化、规则化，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才可持续，制度型开放才能从理念走向实践。

　　深化探索的价值与启示

　　海南自贸港的教育对外开放实践，是在先行探索基础上的一次系统性深化。它并非另起炉灶，而是针对前期实践中暴露的共性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集成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在从政策驱动走向制度驱动，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

　　这一深化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三个转变上。其一，从个案突破到系统建构。早期路径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单点引进，海南则通过立法先行和治理创新，构建起覆盖办学全链条的制度框架，为多校集群、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其二，从资源嫁接到要素重组。单体合作模式实现了中外资源的有效对接，海南则通过“大共享＋小学院”和“五互一共”，推动师资、课程、学分、科研等核心要素在全域融合中实现价值共创，形成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开放生态。其三，从风险管控到法治赋能。传统模式以“一事一议”的政策文件进行规范；海南则以立法巩固改革成果，让制度本身成为激发活力、稳定预期的最大动能。这正是制度型开放区别于政策型开放的关键所在。

　　在中央授权、省部共建、园区自主的三级协同体系下，海南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三点经验：一是“先立法、后建园”，让制度设计走在实践前面，以法治护航创新；二是“法定机构加专业运作”，以专业治理替代行政管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共享制度化”，以刚性规则替代柔性倡导，让要素共享落到实处。海南的探索或可提供一点启示：教育对外开放下一阶段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引进了多少国际名校，更在于制度体系的供给能力。制度型开放的要义，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政策优惠，而在于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规则高地，让创新活力自然奔涌。立足实际做好制度设计这篇大文章，以制度创新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当是扩大教育开放需要持续发力的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琼台师范学院北安普顿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