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文明记忆的编码史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最近，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把西方文学最古老的史诗《奥德赛》搬上了大银幕。影片讲述主人公奥德修斯用木马计赢得特洛伊战争后，历尽艰险，在海上漂泊十年，最终返回家乡的故事。目前电影还在热映中，国内票房不算特别亮眼，但英雄奥德修斯在两千余年后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使其原著、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时间成了网络热词，许多观众欣赏完电影后，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部荷马史诗从书架上取下来阅读。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每部各二十四卷，共计四十八卷。两部史诗皆以扬抑格六音步写成，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是古希腊人为后代传下的两部光辉史诗，它们一直被视作人类文明的奇葩。

　　荷马与荷马史诗的争议

　　荷马史诗被古希腊人视为民族的骄傲，但因为荷马的生平没留下任何确凿的史料，争议声一直存在。事实上，所谓的荷马问题，主要是指近代对荷马及其史诗进行的争论和研究。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有人开始对荷马发难，法国神甫弗朗索瓦认为《伊利亚特》不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许多游吟诗人诗歌的组合。“荷马”并非指某个人，而是“盲人”之意（“盲人”说最早见于古代的荷马传记）。这种说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对两部史诗的作者为荷马持肯定看法，但争议并未完全止息。尽管如此，荷马及荷马史诗一直受着人们的尊重，古希腊哀歌作家卡利诺斯是古希腊作家中最早提到荷马的人，他对荷马一直充满尊重，他称荷马为闻名的诗人。史诗《神曲》作者、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评价更高，他称荷马为“诗人之王”。

　　荷马史诗的诞生与定型，本身就是一部“文明记忆的编码史”。它发源于古希腊的口头吟唱传统，行吟诗人用韵律和故事串联起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奥林匹斯诸神的谱系与英雄们的命运，经过数百年的口耳相传，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终于被文字固定下来。从“口头史诗”到“文字经典”，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古希腊人就是通过《伊利亚特》的战争叙事，确认了“希腊民族”的身份边界，而《奥德赛》的归途故事，定义了“家园与忠诚”的内涵。这近乎是一种定型后“权威性”，它成为了雅典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悲剧创作的素材库，甚至是苏格拉底辩论时的“引用宝典”。

　　有一些学者在提及荷马史诗时，会将其与我国的《诗经》《尚书》进行类比，《诗经》用诗歌记录生活与情感，其“国风”内容采自民间歌谣，与荷马的口头吟唱路径极为相似。此外，“大雅”“小雅”包含中华民族的史诗篇章，加之《尚书》以文诰记录政治与秩序，两者结合，便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史典，这与荷马史诗用叙事同时承载神话想象与战争记忆殊途同归。某种意义上，这是世界文明早期经典的共同宿命。

　　荷马史诗中诸神的命运

　　在荷马史诗中，诸神的存在方式都富有哲学意味，他们拥有远超人类的力量、知识与寿命，与此同时，他们被一种更古老的秩序所支配。这种秩序，我们称之为命运。在荷马史诗中，希腊诸神与人类较为接近，受着命运的桎梏，他们会挣扎、痛苦，并最终妥协。当宙斯拿起天秤称量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的命运，众神之王也没有权力凭着自己的好恶改变称量的结果。希腊诸神并没有超越人类的全知全能：阿波罗（光明与预言之神）会哀恸于情人之死，雅典娜（智慧女神）会因凡人冒犯而震怒，赫拉（司掌婚姻与生育之神）会因嫉妒而设计报复。他们的情感与人类无异，因而，他们的局限也浑然天成。

　　如何面对命运？古希腊文学的回答清晰而智慧。在悲剧中，人的智慧与行动会加速命运的自我实现。作为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得到了诗人的着意刻画，尤其在《奥德赛》中，他作为“人”的意识在增强。诗人拉大了人和神的距离，神对事件的参与几乎弱化为人们内心的美好想象。譬如奥德修斯在叙述自己逃脱风暴灾难的过程时，他把自己的得救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非神明的护佑。

　　在荷马史诗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女性形象——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她不仅外表美丽，而且有着美好的心灵，她聪明、贤淑、忠贞。在丈夫离家期间，她勤勉治家，对丈夫忠贞不渝。面对众多的求婚者，她表现得极为智慧圆融。这在古代女性形象的描写中是罕见的。

　　荷马史诗来到中国

　　荷马史诗与中国的缘分很深，据学者李奭学、李以清的《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所载，早在明清之交，西洋传教士已用中文介绍荷马，称“阿嘿汝”（有时误写成阿哩汝）或“何默乐”。1837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其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以“爱汉者”为笔名，称：“盖欧罗巴民讲异话，其诗书异类。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和马可谓诗中之魁。”从“和马”派生出何马、荷麦、河满、贺麻等。后传教士艾约瑟指出，“马”应是长音，不如译成“和美耳”，由此派生出“侯美尔”“贺梅尔”“合墨耳”“何满得”“胡迈卢”等。严复译为“鄂谟”或“鄂谟尔”，得王国维、鲁迅等认同。其间，有人提出异议。最终，“荷马”之名由梁启超定下。梁启超说“今欧洲各国文学祖希腊，武事祖斯巴达”，他称荷马为“古代第一文豪”“每篇率数万言”“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荷马史诗“气魄，固已夺人矣”。

　　1900年，英国传教士李思（1862年—1947年）在《万国通史前编》中表示“《奥瑇犀》（《奥德赛》）诗，古今传诵”，并称其中“有一绝句”：“风雨声中异境开，读书人在授经台。何如赫涕吾良友，击柝相闻负笈来。”这首绝句可能是用汉诗体译荷马史诗的最早尝试。诗中“授经台”指终南山的一座山峰，传说老子曾在此讲经；“赫涕”即赫梯，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统治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古帝国，李思误将其当成古希腊，称它是“吾良友”；“击柝”指巡夜时敲打木梆子，代指战争；“负笈来”指读书人背着书箱来求学。

　　我国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要以史和评的形式介绍荷马及其史诗，茅盾、郑振铎等都曾对荷马有过评价。1924年，学者王希出了一本百科小丛书《荷马》。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传奇翻译家傅东华的《奥德赛》全译本，虽是英文转译，但采用诗体。这是国人首次读到相对完整的荷马史诗。

　　此外，我国著名古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先生与荷马史诗的故事也颇为动人。罗念生一生翻译过数十种数百万字的希腊著作，晚年时，他定下宏愿，用六音步新诗体（原诗用的是六音步长短短格）从希腊文原文翻译全诗，其时先生已年逾八旬。虽然最终因病去世，没能完成全诗的翻译，但他的学生、古典学家王焕生接棒译完了全诗。

　　《奥德赛》的译本是在译毕《伊利亚特》之后完成的。这部史诗原著多元、丰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复杂的诗史”。学者陈中梅认为，《奥德赛》留下两份重要遗产：“一是壮怀激烈的豪迈诗情，二是推崇严谨求知的实证自觉。”于读书人而言，完全收获这两份遗产，人生就接近圆满了。